二战日本美化和宣传侵略战争的三大手段简直厚颜

　　在日本的大正、昭和年间，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，两国关系日益紧张，最终在1937年全面爆发战争。在这段历史时期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战争，为军国主义辩护。这些宣传不仅涉及天皇的神圣地位和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，还美化了侵略战争的历史，掩盖了战争中的暴行。

　　自1882年明治天皇发布《军人敕谕》以来，日本的军队文化便高度重视天皇的绝对领导地位，并要求军人忠诚于天皇。这一训令成为了日军各类文件和著作中的重要内容，提醒士兵与天皇保持密切联系，忠诚于天皇的统治。比如，日本陆军中将田中义一在《壮丁读本》一书中，就引用了《军人敕谕》和天皇的其他训诰，以此来教育青年，宣扬忠君思想，并将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与天皇的领导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此外，日军士兵随身携带的“手碟”（即士兵个人小册子）中，也常常印有历代天皇的训诰。每当新天皇登基，手碟就会加入新天皇的训言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日本士兵被不断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，将侵略战争视为在天皇领导下进行的“圣战”，进一步激发他们对战争的狂热和忠诚。

　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被日本广泛宣传为民族自信心的象征，甚至被美化为日本崛起的标志。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的政治、军事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。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，被宣传为“黄种人战胜白种人”的标志，极大增强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。

　　在日常宣传中，日本官方常常强调这些历史事件，宣称日本凭借其军事优势击败了强大的清朝和沙俄，成功占领了台湾、库页岛南部，并吞并了朝鲜等地区。田中义一在其著作《壮丁读本》中，也多次将这些历史事件与天皇的领导挂钩，强调日本通过战争赢得的荣光。

　　当战争爆发后，日本的宣传手段开始出现两个特点：一方面，通过使用褒义词或中立语气，甚至故意模糊战争行为的性质，试图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动；另一方面，他们隐瞒了日军在战场上犯下的暴行。

　　例如，在1932年，日本发动一·二八事变后，国内媒体如《时事新报》以“陆兵出动の上海”为标题，报道日军在上海的“保护”行动，试图塑造日军作为保护平民的形象。类似的宣传手法还出现在1944年的衡阳会战中，日军被描述为“悲壮的勇士”，其艰苦的战斗条件被艺术化地描绘，目的是激发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和投入。

　　然而，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往往被忽视或完全掩盖。在日本的主要报纸中，关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或其他地区原住民的报道几乎没有。例如，1944年《朝日新闻》没有提到日军在桂林等地的屠杀行为，尽管这些暴行在实际战争中屡屡发生。

　　通过对当时日本的官方文件、出版物和媒体报道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日本政府和民间通过三种主要的宣传手段来为战争辩护：一是强调天皇的神圣领导和军人的忠诚；二是美化和夸大日本的侵略历史；三是掩盖战争中的暴行。尽管二战后，日本的战争宣传有所修正，但这些思维方式和历史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，对日本现今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仍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通过对这些宣传手段的分析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过去的战争宣传，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今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复杂态度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